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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鸿祎:一个“行业公敌”的自我解构

周鸿祎:不要把我描绘成一个斗士。越被公众视为坏人,越想证明自己;越是证明自已,越无法当好人。周鸿祎陷入了“坏人”的恶性循环。

采访进行了约1个小时后,记者起立伸手道谢,周鸿祎仍靠坐沙发,看了看手中的采访提纲,抬头问道:“你的问题都问完了?”记得采访之前,360公司公关部说,采访提纲是必须的,因为周鸿祎的习惯是在采访之前把提纲上的问题都回答了。显然,还没有回答的那个“钉子户问题”给一个程序员的完美主义带来了伤害。见记者没有坐下的意思,周鸿祎忙问:“你打算从哪方面写?”“你的世界观。”“那你觉得我的世界观是什么呢?”记者无语,坐下。周鸿祎又开始新一轮的自我解构。

这是周鸿祎的办公室,目光所及处有沙发、茶几、书柜,两个一米八的大音箱和墙上的真人CS枪械与靶子,所有这些占据着整个办公室的空间。与很多董事长办公室不一样,这里不仅小,而且乱,书堆放在茶几上,给人一种随便坐的感觉,与宽敞而干净得让人坐在哪儿都不自在的办公室风格迥异。不过这还不是最独特之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可以当床睡的大型办公桌,甚至没有办公桌。如果说周鸿祎有什么过人之处,那就是他不用办公桌就做起了一个客户端数量达到3亿的互联网公司。周鸿祎不喜欢年收入过亿的说法,觉得任何一个小公司收入过亿都不是困难的事情,他更愿意强调有超过3/4的网民电脑里都装有360公司的客户端。

一次错误与两大遗憾

另类生存不适合中国文化。360的员工觉得四面树敌的周鸿祎能撑到今天简直是个奇迹。腾讯、百度、金山、卡巴斯基等公司的支持者,会觉得周鸿祎撑到今天简直是个噩梦。周鸿祎的名字最近一次变成搜索热词,是在惊动全国网民与工信部高层的3Q大战一役。在此之前的数年内,互联网各大论坛上贴满了他的负面消息,其中不乏人身攻击。他被冠以“流氓软件之父”、“红衣大炮”等众多名号。连周鸿祎自己也说,网络打手其实是从瑞星的公关公司在网上打击他开始发迹的,后来的圣元、蒙牛和伊利网络公关大战都不算什么。不过,周鸿祎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个坏人。”

创立于1998年10月的3721是周鸿祎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此后周的经历都带着3721式的悲情。3721的功能是让你直接在地址栏输入中文到达该网站。2001年,3721成为国内第一家宣布盈利的搜索公司。但在其后与对手CNNIC的竞争中,周鸿祎使出绝招——无法卸载——成功把CNNIC赶出地址栏。这是一场混战,周鸿祎要面对拥有官方背景的CNNIC,还要面对正在崛起的百度,大家都在竞争中采取了最直接和野蛮的方式——互相删除对方的软件,同时让自己的软件无法被卸载。

直到今天,周鸿祎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因为这一招导致了今天周鸿祎人生的两大遗憾。在周的逻辑里,如果不是这一招就不会招致用户的抵制,3721就不用在2003年年底作价1.2亿美元卖给雅虎,之后周鸿祎在雅虎的日子也谈不上顺利。“这个教训足够深刻。非要把它用世俗的观点量化,至少也是几十亿美元的教训。”否则,今天的他也会跟其他第一代互联网创业家一样成为纳斯达克会员,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公司CEO”。周鸿祎说:“跟我同一辈的丁磊、张朝阳都成功了,我因为犯了很多错误所以一直不是很成功。我做过很多项目,做过外企的CEO,也做过投资,包括这次360出山,老以为自己如何,其实只是个看马的弼马温。”

无法卸载这一招还让周鸿祎背上了无法摘除的恶名“流氓软件之父”,这是影响他日后创业的第二个遗憾之事。在以后的岁月里,一个“证明自己是好人”的潜意识让周鸿祎成为挑战互联网行业潜规则的先锋。

三大战役与潜规则

周鸿祎对潜规则的理解是:“这是一个负面词汇。每个行业都有一定的潜规则,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会牺牲一些用户利益,从业者还会达成默契。这种规则对厂商是透明的,但对用户是不透明的。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奶粉行业的三聚氰胺。”

周鸿祎以360安全卫士东山再起的三大战役都是以挑破行业潜规则而占领道德制高点,最后获得民心的——目前360安全卫士装机量3.6亿——是QQ之外最大的桌面客户端。三大战役每两年一战,分别是2006年以“流氓软件”之名诛杀CNNIC、雅虎中国旗下的雅虎上网助手(即原3721网络实名);2008年以“免费杀毒”之名占领瑞星、金山等杀毒软件的市场;2010年以“隐私保护”以及“屏蔽广告”之名攻击QQ,几近成功。

周鸿祎对以上的逻辑不以为然,他的反对意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周鸿祎不认为自己像方舟子那样以捅破行业潜规则为已任。“不用把我描绘成一个斗士,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挑战潜规则。你要是把潜规则想得太多,就没有勇气去挑战了。今天要得罪这个人,明天要得罪那个人,你还要想着这个人背后有什么力量,那个人背后有什么背景。”周鸿祎说,“做安全软件要保护用户,就得跟一些厂商的灰色利益链短兵相接。我每次跟所谓的这些潜规则冲突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选择。”

第二,有营销专家推崇周鸿祎的三大战役,认为这是很高明的公关战。但周鸿祎对这样的说法感到厌恶:“如果从公关的角度来看这种事儿,有点层次太低了。小月月也好,凤姐也好,他们可以一时闹得满城皆知,但完了之后呢,如果你的产品没有得到认可,你被遗忘和你火起来的速度是一样的。”

第三,在大战役中,周鸿祎被描绘成一个运筹帷幄的司马懿。先通过微博把QQ扫描隐私的事实公布于众,等舆论哗然之后推出QQ保镖一举屏蔽其广告,使马化腾马脚大乱以至于摔掉杯子写出3Q体。周鸿祎笑了:“做的过程中没有想那么多,做了以后发现捅了马蜂窝,干了就干了吧,无招胜有招,别人骂你,你就回骂,别人打你,你就招架。”

周鸿祎说,很多人成功了以后喜欢把自己的事迹神化,或者上升到理论高度,他不喜欢。他说他不是一个老谋深算、步步为营的人,甚至是一个“情商比较低”的人,只适合做“人气”的生意,而不适合通过“人脉”成功。

“少数派控”与“好人”情结

在周鸿祎看来,世俗对他的看法有两个极端,一个是神化,另一个是“因为3721一事把我看扁了。认为犯过一次错误一辈子就是一个坏人。那个王冉(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是瑞星的财务顾问,他痛恨我是有道理的”。周鸿祎希望把这些复杂的语境还原成简单的逻辑:他的所作所为都为了证明自己“敢于去当少数派”的与众不同。

周鸿祎的逻辑体系可以这样解析:十五年的互联网已经形成一个“三大”(腾讯、百度、阿里巴巴)、“三小”(新浪、搜狐、网易)的寡头垄断格局以及各种行业潜规则和木马、病毒等黑色利益链。作为安全软件的360不得不去触碰这些利益。

“除了马云的淘宝不断创造新的价值链,其他公司更多都是在维持既有的。说起来都咄咄逼人,实际都是防守型策略。最不齿的,它们防范新生互联网公司的突然长大。特别在上游的两家大公司,一个控制用户,一个控制流量,它们也都有钱。”周鸿祎认为,这样的格局导致了互联网的主流价值观“基本上是成者王侯,败者寇。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做大,市值高,企业就一巨遮百丑,有媒体追捧,有政府疼爱”。

周鸿祎希望自己能颠覆这样的价值观。“美国有很多有个性的公司,像苹果、谷歌。中国有个性的公司太少了,一个公司做到一定的规模,大家都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搜狐也是一个个性公司,因为张朝阳有个性,总有与众不同的说法。”

对既得利益者的蔑视与对“少数派”的坚持使周鸿祎成为“行业公敌”,这种坚持的背后隐藏着“证明自己是好人”的情结。在周鸿祎看来,3721的失败使他为整个行业背负流氓软件的恶名,“一个人出来骂你大家还可以理解,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出来骂你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你真是错了。就好像我就是一个坏人,一个祸害用户的人,这让我非常难以接受”。为了证明自己是好人,360安全卫士对插件和广告嫉恶如仇,“这么多年来我都觉得自己个好人,我也不用多解释,我就把流氓软件和木马消灭掉,最后我变成网民的保护者,这是最好的证明”。可悲的是,这样的证明行动却在客观上使周鸿祎更“恶名远扬”,甚至变成“行业公敌”。

专访周鸿祎:我只想证明我是一个好人

关于3Q大战

《新周刊》:据说3Q大战最激烈时你在办公室听禅乐,十分镇定。
周鸿祎:(听音乐一事)我不知道这是谁编的。我们这种捅了马蜂窝,被人狂殴的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然你想给用户做点好的产品,不可避免捅马蜂窝,触动一些厂商的。基本上大家反应都比较暴怒,然后出来狂骂我们,狂打我们。也不是我多镇静,可能别人第一次经历就会受不了,我们经历次数比较多,所以习惯了,这是第一个;第二,因为原来有经验教训,3721本来做得挺好的一家公司,最后在客户端上把百度搜索杀得一干二净,但在行业里它失败了。尽管有很多原因,但我一直认为是因为当时没有重视用户的体验,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如果它还在的话,搜索市场今天不会只有一家。
《新周刊》:有人说360的目标是推出自己的IM甚至搜索。
周鸿祎:百度认为我们会做搜索,就像腾迅认为我们会做IM,这样的想法比较可笑。都是基于中国互联网最不创新的哲学得出的结论,因为中国互联网很多哲学是说什么行业热,你就做什么行业。按照我的逻辑我恰恰不会做这样的事。
《新周刊》:官方出面调停,你就妥协了?
周鸿祎:有人想借助一些非市场经济的手段给我们施加压力,我的观点还是这样的:不论你们怎么样,希望我们怎么做,最好听一听用户的意见,因为用户是行业价值的基础。这次3Q事件我不认为我们妥协了。这个事儿闹得太大之后,对用户形成一种伤害。其中一家对用户进行要挟了,让用户感到很不爽,甚至让用户通信中断。我觉得这个时候去谈论什么是非是没有意义的。而是如何尽快把事态先平息下来,所以当时我们按照政府的安排,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撤回来。
《新周刊》:3Q大战给你的教训是什么?
周鸿祎:我们要做两个反思。第一,以后做事情还是要保护用户利益。确实可以兼顾同行利益的时候,至少可以多考虑一点,也就是说不能太极端。比如说过滤广告,如果不是太过分的广告,也许用户不是特别反感,我们不一定把这个广告过滤得这么干净、彻底。第二个重要反思是,我们以后做任何事情,不能针对单个厂商。因为针对单个厂商,虽然你的动机是好的,但太有针对性,作战的意味太强烈了。有针对性就容易给别人抓住口舌,让别人认为你做这个并不是为了用户,而是为了打击对手,夺取市场。别人就会有理由要挟用户,把这个事搞得很乱。以后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对整个行业一视同仁的,比如说要过滤广告,所有客户端的广告,就连360自己的客户端广告,要拦都拦,这样的话大家就无话可说了。
《新周刊》:一旦广告都拦了,互联网还能生存吗?
周鸿祎:我只是给你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你有误解。合理的广告模式自然会得到用户欢迎,很多客户端却没有给用户任何选择,这种弹广告模式在国外是被看成流氓软件的一种。包括扫描用户隐私也是被看作流氓软件。
《新周刊》:给你在3Q大战中的表现评个分。
周鸿祎:我觉得我们也犯了很多的错误,虽然这个错我们不想再去抱怨谁是谁非,但是无论公司怎么竞争,任何一个公司再强,你不能要求用户,你不能绑架用户。我觉得我们应该算及格,至少这个事情当中我们从头到尾没有做伤害用户的事情。当然我刚才讲可能我们给用户做一个很好产品的时候,比如说过滤广告,过滤弹窗,可能没有更多考虑同行的感受,所以把同行激怒了,激怒了之后导致它做出一些伤害用户的决策,你也不能说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
关于敌人
《新周刊》:评价一下你的敌人以及他们的攻击策略。
周鸿祎:这些所谓被我动了奶酪的竞争对手,总是喜欢妖魔化我,最近几年来在网上连篇累牍地骂我。不需要花很多钱和雇很多人,就在那几个论坛上每天发100个帖子骂你,就已经骂得非常厉害了。但是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这几年骂来骂去,也没骂出什么新意。对这些东西我并不是特别在意,如果你在意,得郁闷死了。
流氓软件好歹都是同行干的,同行好歹都是读书人,也就骂骂你。做木马的都是小流氓,小孩他也敢怒不敢言。但我们屏蔽搜索引擎中的假药、假医院和年入几百万的荐股网站时,断了那些江湖游医的财路,这些人可能真的跟我们来拼命的。如果我做了一些对用户很有好处的事情,但又触犯了行业潜规则,最后别人用阴险的手段把我们干掉了,我觉得那不死心也死心了。
《新周刊》:怎么看待“流氓软件之父”这个帽子?
周鸿祎:2006年以前流氓软件在中国的横行,不客气地讲,几乎所有大互联网公司都参与了。他们要么是这个产业链里流氓软件的制作者、传播者,要么是花钱购买的人。到今天,没有一个公司站出来为这件事道歉。当时我没有刻意挑战这个利益链,我只是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而且我不希望这些做流氓软件的人都得了利益,最后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我的出发点非常朴素。我就要做一个反流氓软件的工具,不管谁做的都消灭掉。
《新周刊》:消灭流氓软件一战你受到怎样的压力?
周鸿祎:我们当时几乎是捅了行业的马蜂窝,变成了行业的公敌,同行都在骂我们,都认为我们吃饱了撑的。当时我们也认为我们会被骂死,因为当时像雅虎门户上面通篇都是我们的大字报,但是后来没想到我们不仅没有被骂死,我们还活下来了,而且还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新周刊》:多家企业结成同盟围攻你,你有四面受敌的感觉吗?
周鸿祎:这几年已经改善多了,现在反而没有这种四面受敌的感觉。仇视360的也就是几家杀毒软件,因为360颠覆了它们原来的商业模式。但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所有的网游公司都跟360有很好的合作,很多门户也是。
《新周刊》:有人认为360安全卫士充当网络警察,并以此打击对手。
周鸿祎:不是,360不是警察,警察是在公共领域维护安全,360是在每个人电脑里,是一个保镖。360一定会触犯一些公司的利益,我希望你能理解,并不是我们好战,或者是我们好斗,或者是我们没事儿天天故意去挑事,我们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了。百度、腾迅是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我们没事招它干吗,这种公司我们肯定要躲着走的。但是要保护用户,确实是没办法,我觉得马化腾应该反思一下,给用户弹广告的同时你能给用户一个选择的权利吗?我觉得每个软件都应该给用户一个选择的权利,包括最近百度也要清理它搜索引擎里那些假药。
《新周刊》:你担心长此以往360安全卫士最终会在战斗中死亡吗?
周鸿祎:我多次捅娄子,无论是杀流氓软件,还是做免费杀毒,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用户的支持,我们早就被人算计了。举一个例子。当年微点在技术上有所突破,肯定会颠覆几家传统的杀毒公司。你也看到现在微点案的那个起诉书了,里面明显就是瑞星和金山的默契——有的人去买通公安,有的人出具公司盖章和一些假报告、证明,联手把这个公司给灭了。如果360不是有这么多用户,360的下场肯定是第二个微点。毕竟中国有了网络民意,再有人想用这样的手法干你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顾虑。
《新周刊》:怎么看你在公众间的个人形象,还有“红衣大炮”的称号?
周鸿祎:我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比较明显的人,说话比较直率,有时候也比较喜欢批评别人,即使批评的人跟自己毫无利益关系。我是性情中人,情绪一上来什么话都敢说,当然说的话都是真话,真话有时候比较难听。这个确实会给我们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有的时候会得罪一些人。大家称我“红衣大炮”,是我喜欢批评别人,不是说满嘴跑火车,大家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忽悠的人。我也不是一个端着拿着很有城府的CEO,绝大多数人都说一些官方词令、套话、空话的时候,总要有人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子一样讲出一些真话来。

文章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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